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物权法》的出台使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机制能运作起来，能促进比较长期的、技术创新型的投资。李庄案件也反映出了对于律师从业的很多限制。

而且政府在1999年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实施举措，比如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强调法治政府等等。从这一点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没有将责任推给社会，这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是有利的。除了英国问题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中国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比如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纠纷模型，现在则强调共识。

在这样的状况下，靠什么来一锤定音，靠什么来维护秩序的统一性?回答只能是至高无上、天威难测的皇权。其次，在现在看来，民营经济似乎也是呈现倒退的趋势，因为许多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挫折。而且目前受编制和经费的限制，消费者保护协会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对此作了相关的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执行标准，由此造成操作难等问题，不便于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这大大地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功能发挥。当前，由于劣质食品在城市里很难销售，但它价格较低，因此就更多地流向了贫困地区小城镇和农村。而从狭义上讲，消费者权益则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九项权利。三是应提高各种消费者维权途径的效力。

第二，在维权途径上，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这些途径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当前，许多消费者不愿向法院提起诉讼，大多是因为消费者诉讼的请求额或纠纷所涉及的金额很小，如果诉诸法律，在复杂的诉讼程序中往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时间和费用，即使胜诉也是得不偿失。

二是应扩大消费者权利的范围。在和解无法达成时，消费者和经营者可以在消协的主持下，遵循自愿合法原则，根据事实与法律，分清责任，达成调解协议。现在呼声最强的就是网络环境下我国网络消费者的隐私权、网络支付安全、在线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信誉评价机制等问题。具体而言，应当利用消费者协会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优化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它们的监督功能，定期对产品抽检结果进行公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及时对广大民众进行消费引导，以帮助他们进行科学合理的消费。

在维权途径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维权途径：一是和解。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方面。第二个途径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但消协只是社团组织，并没有强制力。（4）其他方面有《广告法》、《房地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邮政法》等。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组织、领导有关行政部门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消协组织在社区和行政村已建立12315联络站、投诉站40.5万个，进村镇覆盖率达到64%。

三、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面对以上问题，应重点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3）消费者公平交易方面有《反不正当竞争法》、《餐饮修理业价格行为规则》。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另一方面，伪劣产品能够大规模、专业化的出售，也往往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当我们在惊慌、愤怒之余进行深刻反思时，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何以各种有毒害食品在中国市场上总是阴魂不散？消费者最为基本的生命健康权怎样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建设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其核心是消费者权利。三是具有消费者保护性质的相关组织应当积极发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功能。第三，在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保护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立法上，消费者权利过于狭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除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各级消协外，直接由消费者组织的民间消费者团体甚少。一是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缺陷产品召回法》。

一是应依法制止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以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如果仅仅把消费者的消费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和服务，某些特殊行业消费者的权益就会经常受到损害却不能得到公正的赔偿。因此，我们应该完善立法，通过赋予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一定的强制力和行政机关处理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判力，以及灵活、变通的掌握仲裁协议制度，完善调解、申诉、仲裁等消费者维权途径。

二、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我们也看到，各种有毒有害食品正大肆进入千家万户，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但是，目前即使在法律责任、赔偿方式甚至十倍赔偿数额明确的情况下，经营者以各种理由故意拖延或拒绝消费者要求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明确了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调解消费纠纷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三方面的行政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由于受理申诉与处罚侵害行为的职责往往不属同一个部门，弱化了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美国每年都出校园枪击案，伊拉克战争期间还有过美军士兵在军营内扔手榴弹炸死多人的恶性案件。必须指出，由于中国社会之大，各种极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总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目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发案率在上升，尤其没有证据能认定，这种案件是中国特有的。

当前中国的类似案件，只要攻击对象跟政府沾边，就被一些人戴上反抗的帽子，这样的加害者也因此被这类舆论称为英雄。这种舆论逻辑抓住了不少人对悲剧的同情心，迅速在网上传播，给社会对这类案件的认识制造了混乱。

所有报复社会的作案者，也都要依法惩处。有关政府官员也应在发生影响大的极端案件时，及时站出来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谴责暴力和对暴力的鼓吹者。

各地法院决不能受一些人在互联网上为作案者辩护的影响，越是在社会出现思想困惑的时候，中国法律越要坚定，用自己的权威在社会舆论中拨乱反正，为社会道德树立明确的坐标和边界。政府态度一旦不明确，会在一些时候加剧暴力鼓吹者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错觉。这些人其实很少，他们试图代表一些虽然有具体的生活抱怨，但无意与国家主流方向对抗的人。6年前北京王府井出现过开车撞人的恶性报复案，17年前发生过雅宝路有人枪击杀害多名行人案。

恶性报复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全世界的社会治理死结。天津市政府门前爆炸案以及袭击央视女员工案，作案者必须依法受到严惩。

在互联网时代，它的感官冲击力更大。不能说所有恶性报复社会案都没有令人同情的深层原因，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恶性报复案都会引起各国的思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行凶者的非理智面前退让，对待他们的残害无辜，各国的一致做法就是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不公平，但消除不公平的过程必须是法制逐渐完善、民生不断改善的过程，而非斗狠比毒的社会丛林化过程。当前中国有人鼓吹用暴力对待社会的不公平，反抗政府，这是开历史倒车，要把逐渐确立法制权威的中国社会，重新带向用价值判断决定生杀的前现代社会。